西一家
无疑，莫里哀笔下的堂璜是个fēng_liú公子。但他首先是个教养良好的人；在惹上寻花问柳这种不可抵拒的习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种理想的典范，使自己在一个fēng_liú俊雅的年轻君主宫中成为备受赞赏的人物。 莫扎特笔下的堂璜则更接近自然，没有那么重的法国味。他不那样考虑“别人怎么说”，先不说别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笔下的那个弗奈斯特男爵所说的，想到“自吹自擂”。关于意大利的堂璜，我们所有的就只是这么两个形象。大概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初期，他所表现的，也就是如此。
在这两个形象中，有一个我是绝对不能介绍的，因为我们的世纪太“一本正经”了。我必须回忆我在拜伦勋爵那儿听过多次的名言：“这个虚伪的时代”。这种虚伪是那么可恶，它瞒不过任何人，但它却有一份极大的好处，就是给那些蠢东西提供说词，要是有人敢对某事发表看法，或者对某事表示嘲笑，他们就会忿忿不平。它的不利之处，是大大地缩小了历史领域。
若是读者有雅兴，允许我作一番介绍，那我就恭敬地说一说另一个堂璜的经历。这在1837年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现堂璜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虚伪。若是在古代，出现堂璜这种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就是快乐。它鼓励人们寻欢作乐，又怎么会惩处那些一心追求快乐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实行戒律，对危害国家，当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不过，对可能危害行动人自身利益的事，它并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钱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谁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谁也不会认为，这种生活是无边苦海，节制受苦才是功德。
我不认为，古代雅典堂璜会和现代王朝的堂璜一样，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渊。现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乐趣，在于与舆论作对，而起初，年少无知的时候，他干这种事，以为只是与虚伪对抗。
在路易十五治下，违犯王法，向一个盖屋顶的工人开枪，把他从屋顶上打下来，这难道不说明，人们生活在君主社会里，有着良好的教养，但也不会把法官放在眼里。无视法官，这难道不是少年堂璜堕落的头一步。
当今之世，女人不再吃香，所以堂璜一类也就少了，即使有，他们开始也只是把对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当作荣耀（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观念毫无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乐而已。只是到了后来，堂璜开始变坏以后，他才觉得与舆论，连他本人也觉得是公正合理的舆论作对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只是在罗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大过其奢华荒淫的生活之后，人们才发现一些为了堕落本身，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与同代人的舆论作对的乐趣而堕落的浪荡公子。
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才使堂璜这种魔鬼般的角色成为可能。无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称，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罗马的斗士，他们灵魂的权利，与恺撒大帝毫无二致。因此，应该感谢它引发了一些细腻的情致。而且，我也不怀疑，这些情致或早或迟在民众中显露。《伊尼特》（注：古罗人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就比《伊利亚特》温柔多了。
耶稣的教理其实就是与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继圣·保罗宣讲的原则之后带给世人的唯一新东西，就是教会。它完全脱开了民众，利益也完全相反。
这个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和加深民众的宗教感情。它拼构出一幅幅幻景，建立起一套套风习，以感化各个阶层的人，从未开化的牧人到昏聩麻木的宫廷老臣的心灵。它善于回忆童年的美好印象，也会抓住小小的时疫和灾祸，借以加深恐惧感和宗教感情，或至少建造一座壮丽的教堂，媲如威尼斯的“永福”教堂。
既有这样的教会存在，便有以下这种奇妙事情产生，圣·雷翁（注：公元440年当选为教皇。在位期间，遇匈奴可汗阿蒂拉进攻罗马，他亲自出面求和，送了许多礼物，才使阿蒂拉撤退。）（s）教皇不用武力，就顶住了野蛮的阿蒂拉及其蛮兵蛮将的进攻，这支蛮军刚刚使中国、波斯和高卢人闻风丧胆。
因此，这种宗教和被歌曲歌颂的绝对权力——人们称之为法兰西君主制度，制造了许多怪异事情。倘若没有这两种组织，世人大概永远无缘见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好也罢，坏也罢，终归是奇特怪异的，简直能让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亚、奥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贤哲惊叹不已。我毫不犹豫地把堂璜的现代个性也列入这些事情之中。依我之见。这是路德（注：即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后历代教皇制定的禁欲主义教规的产物。因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1506）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时代的宗教原则。
莫里哀的《堂璜》是在1665年2月15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那时这位君主还不是个虔诚的教徒。然而教会的检查官却删去了《林中穷人》那一场。这位检查官为了获得有力支持，想使这位极为稚嫩无知的年轻国王相信，冉森教派（注：荷兰神学家冉森创立的一个宗教改革门派。）就是共和派的同义词。
《堂璜》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