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薄、孟让在长白山举旗造反,口号是“反徭役,反东征。”
此次东征,倾尽国力,河南、河北和齐鲁距离东征战场最近,依照就近征发徭役以节约成本的原则,河南、河北和齐鲁的平民被大量征发。主要劳动力都去了战场,耕种便成了问题,留在家里的老弱妇孺也就勉强糊个嘴,无力上缴租赋。
东征需要粮草绢帛等各种战争物资,这些战争物资都要由地方官府承担,而地方官府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加大征缴力度,于是矛盾产生了。
天有不测风云,偏偏此刻大河下游发大水,田地淹没,颗粒无收。灾民等待官府的赈济,而官府陷入困境,不但征缴不到租赋,反而要开仓赈济,肯定完不成朝廷下派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硬性指标,谁完不成,谁的官帽子就没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官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灾民,把官仓、义仓里本来用来救灾的粮食等物资送往东征战场。
灾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王薄、孟让为了在大义上站住脚,赢得更多支持,提出了“反徭役、反东征”的口号。如果没有东征,官府就不会无节制地征发徭役,更不会把官仓、义仓里的救灾物资送往东征战场;如果劳动力都在家里,即便洪灾爆发,也还有救灾的能力,再加上官府开仓放粮,天灾也不会演变成人祸。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口号,不难发现,它正好与朝中保守派的立场相符合。朝廷中谁反对东征？当然是保守派。保守派看到灾民揭竿而起了,而且造反者提出了反东征的口号,遂顺势推波助澜,竭尽全力破坏东征。不论使用何种手段,只要东征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保守派便赢了,便给了他们反击改革派的“锋利武器”。
退一步说,即便东征打赢了,皇帝和改革派建下了赫赫武功,但国内局势却因东征而急剧恶化,推进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已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皇帝和改革派虽然在军事上赢得了胜利,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战前目标依旧未能实现,改革因此陷入停滞,保守派笑到了最后,在政治上给了皇帝和改革派沉重一击。
这就是自王薄、孟让长白山举旗以来,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大河南北的根本原因所在。不是官府不戡乱,也不是鹰扬府不剿贼,更不能把烽烟四起的责任推给东征,推给天灾,而是中土统治阶层内部的根本矛盾,在对内改革、对外战争的前后夹击下,终于爆发了。这是不可挽救、不可遏止的“人祸”,而这场“人祸”的爆发,必将导致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陷入失败的危局,而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一旦失败,压制“人祸”的力量轰然消散,“人祸”必将呈爆炸式发展,起义大潮必将掀起惊天波澜,席卷整个中土,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中土可能再一次走向分裂和战乱。
这是崔德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起义军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摧毁对手,也能伤害自己,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保守派即便因此实现了预期目标,摧毁了皇帝和改革派,终结了改革,但保守派中的核心力量豪门世家也休想独善其身,必定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甚至是玉石俱焚的战斗,而历史证明,无数埋葬于历史尘埃中的豪门世家,就是在这种血腥而残酷的战斗中烟消云散。
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而这个“度”太难把握了。义军领袖绝不甘于做个“棋子”,更不愿辛苦一场却为他人坐了嫁衣裳。义军领袖有自己的宏图志愿,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现阶段,他们需要豪门世家的支持,而豪门世家也正好需要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双方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但等到义军发展到一定规模,豪门世家逐渐失去对他们控制的时候,“度”也就难以把握了,一旦双方实力对比颠覆了,义军以独立自主的新兴政治势力与豪门世家分庭抗礼了,豪门世家的生存危机也就来临了。
不过这仅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最为恶劣的后果之一,依照历史经验,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豪门世家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上,但风险和机遇并存,只要策略得当,不但能顺利规避风险,还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机遇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有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传承的豪门世家,经验太丰富了,不足为虑。所以崔德本对中土的未来局势虽然忧心忡忡,但对崔氏这条大船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信心十足,他不担心崔氏的未来,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安全的利用白发异士和义军力量,在最短时间内掀起一场席卷中土的大风浪,继而彻底埋葬已经对豪门世家张开血盆大口的那个叫“改革”的洪荒猛兽。
在这一点上,段文操的想法与崔德本如出一辙。段文操在书信中向崔德本请求援助,而在求援的背后,清晰地表露出他对齐鲁义军的姑息态度,其迁就、纵容,甚至是毫无原则的宽容心理,让崔德本看到了北海段氏在“大旗”段文振倒掉之后,其对改革立场的悄然变化。
段文振出自世家,却是坚定的改革派,而中土一统后环绕在两代皇帝周围的改革派,毫无例外都来自豪门世家。
中土分裂时期,大大小小的王国不论实施何种政治制度,在其光鲜的表层里,包裹的核心都是门阀士族政治,掌握权柄的都是世代传承的大贵族,或者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低等贵族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权力高层。统一后,中土进入新时代,政治制度当然要适应统一后的新时代,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统一和走向繁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