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我试图利用自我和超自我的差异来研究群体心理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这样一些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入他们的超自我，并根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他们的自我中相互求得一致1。当然，这只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这类应用，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超自我的假设，并且，一旦我们熟悉了心理的底层领域后，在进入更为表面的、更高层次的心理结构时，至今仍然存在的困境就可以消除了。当然，我并未认为分离出超自我就是解决了自我心理学的根本问题。相反，这只是第一步，但在这种场合下，艰难的还不仅仅是第一步。
b然而，也许我们应该提出，在自我的相反一端，尚有另一个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实际上，在很早以前的分析工作中，观察就已经向我们显示出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常常发生，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认识它的重要性的关键所在。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全部精神分析的理论，事实上是建立在对抵抗的理解基础上的。当我们试图使病人的无意识变为意识时，病人就会表现出这种抵抗。这种抵抗的客观标志是病人的联想失败或远离所涉及的题目。他也可能在主观上意识到抵抗的存在，这表现为当他接近论题时便产生种种痛苦的感情。但是这最后一种标志也可能不出现。在出现抵抗时，我们对病人说：从你的行为推断，你现在正处于抵抗的状态；他回答说他对此毫无所知，只意识到他的联想变得更困难了。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他
1见《群体心理学》第8章末（1921c）。——英译注。
的抵抗也是无意识的，正如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加以提升的被压抑物是无意识的一样。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种无意识的抵抗产生于心灵的哪一部分？精神分析的初学者将准备立刻回答：它当然是无意识的东西进行的抵抗。这是一个含糊而无用的回答！如果它意味着抵抗从被压抑物中产生，我们就必须回答说：肯定不是！相反，我们应该认为被压抑物具有一种向上的强大的内驱力，具有一种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抵抗只能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自我最初实行压抑，现在又希望维持压抑。而且，这就是我们曾经一直采取的观点。由于我们已经假定在自我中有一种特殊的机构即超自我——它代表了各种具有限制和否定特征的要求——我们就可以说压抑是这个超自我的工作：超自我或者亲自实施压抑，或者由自我按它的指令实施压抑。假若我们在分析时所遇到的抵抗未被病人所意识到，这就意味着在某些相当重要的情况下，超自我和自我都能够无意识地进行工作，或者——这也许更重要——自我和超自我的某些部分本身都是无意识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发现：一方面，自我（和超自我）与意识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被压抑物与无意识也不完全一致。
b讲到这里，我觉得我必须暂停一下，休息休息——你们对此可能也是欢迎的——并在我继续讲之前，向你们表示歉意。我的意图是对我在十五年前发表的精神分析引论作某些补充。我在这样做时必须假设，在十五年前的间歇期里，你们像我一样，都只是在从事精神分析。我知道这个假设是不合适的；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这种情况无疑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一般说来，要使一个本身不是精神分析家的人，透彻理解精神分析是很困难的。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并不高兴给人一种神秘社会的成员和从事神秘科学的印象。然而，我们也不得不坚决地认为和表示：谁要是不具备只有通过自我分析才能获得的特殊经验，谁就没有权利参加关于精神分析的讨论。我在十五年前讲演时，曾尽力省略了我们理论的某些思辨部分；不过，今天我要讲给你们的那些新的收获，却是起源于这些思辨部分的。
b现在言归正传，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我和超自我本身就是无意识的，还是仅仅产生于无意识的结果？根据充分的理由，我们已经赞成前一种可能性。事实确实如此，大部分自我和超自我是能够保持在无意识状态中的，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就是无意识的。那就是说，个体完全不清楚它们的内容，需要花费努力才能意识到它们。事实上，自我和有意识的、被压抑和无意识的并不相一致。所以，我们觉得需要把我们对意识一无意识问题的态度作一个基本的修改。
最初，我们极力倾向于贬低“有意识”这一准则的价值，因为它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不可靠性。但是，我们的这个评价可能是不公正的。如同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可以说，这一准则的价值尽管不是很大，但却是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没有意识光芒的引导，我们将迷路于深层心理学的晦暗之中，但我们一定要试图重新找到我们的方向。
不需要讨论什么叫做有意识，因为它的含义是一清二楚的。
“无意识”一词的最古老的和最恰当的意义是描述性的；我们称这样一种精神过程为无意识的：根据从结果推知原因的理由，我们不得不假设该精神过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