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酒馆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倒闭了，韦秀不愿宽恕我。离婚的焦点是五岁的儿子判给谁，我要儿子归我，她对我的律师说：“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嫖客能培养出品质优秀的儿子来。”
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我跟张秋影是由认识而后才上床的，是有感情的，而且我除了张秋影外从来没嫖过娼，怎么能说我是嫖客呢？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企图让时间冲淡和磨洗掉妻子的仇恨。我现在租住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间民房里，重新开始当自由撰稿人，写一些杀人放火的稿子，挣一点小钱维持生计。心里空虚时，就钻进网吧上网打游戏，或找一些无聊的人聊更为无聊的话题，诸如是否卖一些兵马俑到国外换钱给下岗工人买饭吃，还有fǎ_lún_gōng是否能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已经基本上报废了。
世纪末的人们，大都是不计后果地活着。因此，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
穷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杀富复仇的yù_wàng，他们都希望富人被谋杀或出车祸死于非命，巷口里光着胳膊就着花生米喝劣质酒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某领导干部被杀被枪毙的新闻时，脸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进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拎半瓶酒挤在巷口跟他们一起说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话，同时把听到的一些杀人放火的传说编成纪实拿到报纸杂志上去换钱。卖鱼的胡四时常拍着我肩膀说：“你也该枪毙，抽阿诗玛烟，喝的酒也值十几块一瓶。”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争辩说：“抽阿诗玛就要枪毙，全国还不杀得尸横遍野。”其实我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套近乎，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卖，各刊物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身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出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子》杂志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进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做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感到无比窝囊。我对《红裙子》编辑部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部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性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出第一手材料。”
阳光从窗口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是一个女性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干。
城郊结合部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y嫖娼的、造假证件的、卖假酱油的等各类社会闲杂人员，这里房租便宜，治安管理漏d大，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我混迹其中，并不是想违法乱纪，而是想省一点房租买一碗面条吃。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无处藏身的盲流，我已没有自信和尊严，这个秋天严重打击着我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我心里就会对在家乡合安县当副县长的舅舅郑天良滋生出双倍的怨恨和敌意。如果不是当年舅舅绝情，我母亲就不会死得那么早，如果舅舅当年将我从即将倒闭的农药厂调换一个单位，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地步。十二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