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叫歪理邪说，我们科的赵大夫前两天还被病人打了两个耳光，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病人跟医生就像仇人一样！”
“哎，现在的医患关系真的是不如以前了！”舅舅感慨说：“记得我刚上班那会儿，有一次来了一个眼外伤的小孩。大概三四岁的样子。他的父母都是农村的，家里很穷。夫妻俩都是那种特别老实的庄稼人，不会讲什么，只是对医生千恩万谢。因为知道他们穷，所以科里的人都自发地为他们捐东西。作手术那天，小男孩的爸爸特意跑出去买了几个大西瓜想送给我们——我想，这是他唯一能买得起的东西。手术很成功，可西瓜我们不能要。后来他一直坚持，我们只留下了一个。剩下的都给他们一家人留着吃了。过了一年，孩子的爸爸又回来了。这次他是专程来医院看我们的。记得那些次他很高兴，给我和主任带来了一袋笨鸡蛋。并且告诉我们孩子恢复得很好，让我们放心。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他那憨厚的笑容。想起他,我会忘了很多不开心的事。那时候的医患关系真得很好！”
“舅舅，你帮我走走后门，把我调出门急诊吧！我真得不想在那里干了！急诊科医师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作息不规律，唯一规律的是那份铁打的排班表。人家上班，我们下班，人家下班，我们上班。朋友、同学叫我出去喝酒，我最经常的回复是‘在上班’。人家共享天伦，我们唯有祈祷。急诊科医师不像是医生，甚至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拥有自己的生活。只有看着时间，看着排班表，安排着自己少的可怜的休息时间。有时，睡觉都变成了一种奢望。当自己在凌晨十分下夜班的时候，大街上就自己一个人，周围都是黑暗，哪里也去不了。真的特别痛苦！”
“你说得有几分道理，当个急诊科的大夫，其实没有职业前途，内外妇儿样样都懂，但样样不精。做医生要术有所长，在急诊科呆的久了，将来连个病房大夫都没能力做。”舅舅认同地说。
“就是啊！”我随声附和。
“话虽如此，你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在那里工作，没有上班两三个月就能调科的道理。忍个一两年，积累些经验，调动也容易些！”
“我知道了！”
过了两天，舅舅带我去邱院长家送礼——给她买了一个果篮，里面放了两千块钱购物卡。到她家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感谢院长能把我招聘进入中心医院。却只字没有提给我调科的事情。
从院长家出来，舅舅对我说，现在提调科的事情为时过早，你只管逢年过节给她送礼，这是一种感情的积淀，天长日久，她自然对你有一种正面的看法。过个两三年，你再求她办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舅舅又带我去卫生局副局长家送礼。我有些纳闷，招聘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去奉承他。
舅舅说，他的大学同学马上就要升正局长了，常言道，朝里有人好做官。难道你想一辈子当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吗？现在奉承他，是为了将来打基础。
原来如此！！！
我又跟家里要了一些钱，买了三千块钱的购物卡，放在果篮里给副局长送到家里。
局长家里装修得非常漂亮，实木的家具、真皮的沙发、三星的家电、启功的真迹。每一件摆设都显示出家底的富足。
舅舅和副局长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坐在一起半真半假地叙旧。
局长夫人坐在一旁看电视，时不时跟我说两句话。她四十出头的岁数，皮肤保养得很好，戴个金丝眼镜，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的白金项链，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十足的官太太气质。
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大女儿读高中了，小儿子穿着开裆裤趴在保姆的怀里吸奶嘴。
事后，我问舅舅，为什么他们家不搞计划生育呢？
舅舅冷笑一声，说道：“人家有本事呗，我们俩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中心医院，我在眼科，他在儿科。可是后来他认识了现在的老婆，两人结婚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中心医院，调进了卫生局。一打听才知道，他的老岳父是军区的一个司令员，后台硬得很。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坐上了卫生局的第三把交椅。第一胎生个女儿，十分的不甘心，就办了一个残疾证明，说她女儿是弱视，很轻松地拿到了二胎准生证，如愿以偿地有了儿子。”
“真厉害啊！”我由衷地感慨。
“所以，将来你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找一个有背景的大家闺秀，对你今后一生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舅舅的一番话，好像一株色彩艳丽的罂粟花，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罪恶的花朵。
只要一有饭局，舅舅准要带着我一起去，一方面，他有酒精肝，让我帮他挡酒；另一方面，让我经历些场面，长些见识。
星期天的时候，舅舅又叫着我去参加一个人的生日宴会。
坐在车上，我随口问了一句，咱们这是要参加什么人的宴会啊。
舅舅告诉我，那个人叫叶震，和舅舅住了十多年的邻居，私交相当不错。他原来是中心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兼副院长，个人能力非常强，中心医院的老院长退休之时，他和心内科的张主任一起竞争正院长一职，两个人斗得你死我活，他把所有的股票都买了，张主任借了一屁股的帐，两个人拼命地给卫生局领导、市委领导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