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
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
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股，她的腿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水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qiáng_jiān，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
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
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
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
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春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qiáng_jiān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种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继续说。
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水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
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水，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7
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
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
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
“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二姐是先到乡下老家，找到我姨妈母亲的妹妹，由姨妈和表弟陪来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着家云我女儿买来了冰箱、录像机、照相机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我有和一辆给家云上学骑的女式凤凰单车。她叫了辆出租车送来，使秋兰高兴得同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唱个不停。“小毛，你还需要什么只管说。”二姐说，“我还有些钱。”“全齐了，”我说。二姐走的时候给了家云二千美元，给了我五千美元，给我母亲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瞒着我从马来西亚汇来二万美元给伺家垅中学建教学楼，当何家垅中学校长和支部书记向县教委要辆吉普车，跑来请我去剪彩时，我还以为他们找错了对象。“没错，”校长说，“你二姐在信上注明白了，这二万美元就当是你捐的。”校长把设计的教学楼平面图一张张给我看，我费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