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lún_lǐ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四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十），只是到了本世纪（十一）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十二）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